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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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人物故事
今天给大家讲讲郑集个人资料和郑集的故事,郑集(1900年5月6日—2010年7月29日),号礼宾,四川南溪刘家镇人,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192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生物系,长期执教于南京大学医学院、生物系,2010年病逝.
郑集

郑集

把生活作科研

在郑老的床头,有这样一张日程表:早上5点起床;中午12:45上床午睡;下午2:30-3:00起床……

照顾了老人14年的陆阿姨把老人前天一天的菜单告诉了我。早餐一杯牛奶,两只煮熟了的鹌鹑蛋,用五颗红枣、三颗桂圆、15-20颗枸杞子一起煮的食物,还有一小块面包;中午吃了一碗稀饭,菜是韭菜花炒鸡蛋;晚饭吃了一碗藕粉和一只豆沙包。陆阿姨说,有时候面包会换成蛋糕或蛋黄派,包子、藕粉、面条、馄饨、稀饭是老人常吃的。平时,老人的一日三餐不离牛奶、稀饭、藕粉。另外,老人一天要吃三四毛钱的维生素:维生素A丸一粒,维生素B1:10-20毫克(10毫克/粒,两粒),维生素B2:5-10毫克(5毫克/粒,2粒),维生素B6:5-10毫克(5毫克/粒,2粒),维生素C:300-600毫克,维生素E:50-100毫克。每天分早晚2次服用。面对社会上许多营养保健补品,郑老明确表示:“我不主张多服补品,而且对当前各种各样的营养液持保留态度,我认为许多补品是为赚钱骗人的”。

在饮食营养方面,他重视营养合理,荤素杂食,素食为主。多吃蔬菜,不吃动物油脂和肥肉,只吃植物油,少吃油炸、腌制食物和过辣、过咸、过甜食物。进餐定时,每餐只吃八九分饱,细嚼慢咽。他一向生活起居有常,尤到老年,饮食有节,饮食以三低(低脂肪、低能量、低糖)、二足(足够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和易消化为原则。郑老坚持所有规定不能随意更改,并且严格执行。他是在以自己作为实验对象,按照自己的科研设计来进行着实验。要做到雷打不动,天天过程序化的生活,一般常人难以实现。但是,郑集教授是以一个科学家的态度实施着这项健康养生的科研项目。

百岁老人追求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样一位长寿老人,一生中也是和许多普通人一样,多次与病魔抗争过:1916年患上肺结核;1961-1963年三次剖腹手术,住院近一年半;1997年失血1000多毫升,住院80天;2001年他摔断髋骨;2004年,因胃病住院4个多月。

每次谈及生与死的关系时,郑老都会用他写的《生死辩》来回答,诗中写道:有生即有死,生死自然律。彭古八百秋,蜉蝣仅朝夕。寿夭虽各殊,其死则为一。造物巧安排,人无能为力。勿求长生草,世无不死药。只应慎保健,摄生戒偏激。欲寡神自舒,心宽体常适。劳逸应适度,尤宜慎饮食。小病早求医,大病少焦急。来之即安之,自强应勿息。皈依自然律,天年当可必。莫道朝霞美,更爱夕阳红。其实,郑集教授自知年老,但他却从来不去想那个老字,他把找事做,找苦吃当成一种乐趣,在他看来,这样的选择,当然还取决于自己的健康条件。郑老说:忘掉你的年龄,不服老,为科学献身,死而后已。且喜老来健,尚无颓废姿,天如假我年,还将再著书,这就是我一个百岁老人的追求。

在郑老1980年出版的《我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我一生喜欢劳动,青壮年时期忙于学习和业务,无特殊爱好。50岁以后,业余喜欢园艺,从事种菜、栽花、种树。60以后,注意体育锻炼。晚年(70以后)对古典文学渐感兴趣,尤喜读唐宋诗词,特别欣赏陆游、王维和南唐诗人的作品。兴来时也偶尔写一点诗词自娱,对国画欣赏和旅游也有兴趣,每年寒暑假一般外出旅游一次。现在郑老虽年过百岁,依然思维敏捷,身体硬朗,还正在编写《中国生物化学史》。

留洋营养学博士

1900年郑集出生在四川南溪一个清寒的农民家庭。自幼家境贫寒,自身又体弱多病。14岁才入县高级小学读书,17岁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1921年,郑集考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不久因病退学。多次因病失学的不幸也没有掩盖住他聪颖的天资,后来他怀揣好友的资助,22岁时如愿考取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前身)。

刚入大学不久的郑集,有一天,敲开了我国著名生物学教授秉志教授的办公室,凭着自己自学的功底,他把积蓄多年对科学追求的想法倾诉了出来。秉教授耐心地倾听了这位胸怀志向的小伙子的兴趣与爱好,帮他选择了中文、英文、化学以及自己讲授的普通动物学和钱崇澍教授开设的植物学。两位大师的亲身授业,不仅让郑集对生命活动中的化学变化产生了浓厚兴趣,更为他日后选择营养学作为终生的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让他亲眼目睹了真正的学者治学态度,让他在道德、品性与为人处事上受益匪浅。大学毕业后,郑集留任中央大学农学院助教。1930年,他考取公费留学,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专攻生物化学。其间,他先后在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学习,在学习了科学现代的营养学的同时也有机会师从于一批世界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和营养学权威。那个时代的旧中国,百姓生活朝不饱夕,根本谈不上营养平衡。蛋白质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它主要是供给人体能量,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和新陈代谢。当时的中国人普遍缺少蛋白质,而中国又是盛产大豆的国家。为此,郑集选择了中国的大豆作博士论文《生物胶体——大豆蛋白质》。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同时,被选为美国科学家荣誉学会(SigmaXiSociety)会员,但是,幼年多病的经历使郑集对中国人的孱弱体质有着切肤之痛,他立志研究营养学也为誓雪“东亚病夫”之耻,实现“科学救国”理想。那年春天,他满怀报国热情义无返顾地踏上了回国的归程。

钟爱营养教育事业

回国后的郑集接受了秉志教授的邀请,到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工作。在那里,他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生物化学专业机构——生物化学研究室。1935年,中央大学成立医学院,郑集筹备了生物化学系,成为最早的教授之一,自此开始了一生钟爱的营养教育事业。

上世纪30年代,国内尚无自编的生化教材。1937年,中大医学院迁成都后,郑集为了教学需要首先自编了一本英文版《生化实习指导》,该书在抗战八年中先后再版三次,用做后方各校生化实验教本。

现年已近90岁高龄的我国临床营养学家李瑞芬教授,1939年开始在上海震旦大学临床营养学系学习。据李老师回忆,他们当时的“生化课”就是用的郑集老师编写的教材。

延续着在美国的研究,郑集仍以研究大豆蛋白质为解决民众营养问题为切入点,提出了蛋白质互补的科学依据。而谷物碾磨过细造成营养素丢失、常用食物的营养素分析、储藏和烹调对营养素的影响等课题的研究,其主要用意还是为改善国民营养状况的现实问题。

社会的动荡,也未能阻止郑老带着他亲手创办的教研室辗转大江南北。八年抗战期间,在敌机的轰鸣中,物资极端匮乏的时期,他始终关心“我国战时国民的营养问题”,研究出“中国国民最低营养需要”。他在成都发起成立成都生物化学会,从而诞生了我国第一个生物化学专业的学术组织。1945年,他在中央大学医学院创办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培养生物化学研究生的正式机构——生化研究所,徐达道、杨光圻、彭恕生、丁光生成为第一届研究生。

这期间,郑老也严格地按照自己营养科学的理论生活、实践着。1935-1936年,南京媒体连续报道百姓因把香蕉和芋头同食而中毒的事件。有着很深生物化学、营养学和生理学基础的郑老对此提出质疑,他毅然从180多对所谓的“相克食物”中选取了流传最为广泛的14对进行研究,其中有香蕉与芋头、花生与黄瓜、蟹与柿等。郑老首先以大鼠、犬、猴等动物为实验对象,进而对人体实验,以科学为依据充分驳斥了这一与膳食指南倡导食物多样相悖的谬论,证明这14对食品均无相克现象。当今天,仍有人再次提出“食物相克”的谬论,其书籍为畅销书时,许多营养业内的专家都坚定地不信这邪,他们的依据仍是郑老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用科学实验来证实的东西。也就是说,郑老在科研工作中的创新性、实用性、严谨性和勇于捍卫科学真理的战斗性,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时,已届知天命之年的郑老,先后在第四军医大学、金陵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课。在正式调到南京大学之前,他已在南大生物系创设生物化学研究室。除应邀在农学院、医学院和综合大学教授生物化学,并为之编写适用教材外,他还编纂了系列营养学专著《现代中国营养学史料》、《中国科学史料丛书》、《食物中毒》等。其中,《现代中国营养学史料》记录了我国食物营养研究从萌芽开始,经历成长与发展阶段,直至学科建立的全过程,是十分珍贵的资料。“文革”期间,郑集虽然已进入耄耋之年,但仍没逃过劫难,两次被隔离审查,被迫停止工作5年。1972年,他重新回到阔别已久的讲台。在他80-90岁的10年中,他独自编著、出版了7种专著,包括获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的《普通生物化学》、获全国优秀科普书籍二等奖的《衰老与抗衰老》等;发表科学论著、述评及科普文章56篇,其中《健康长寿之路》获全国优秀短篇科普论文一等奖;合作研究论文16篇,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9名,培训进修教师10余名并参加学术会议4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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